学者视角 | 陶锋：“在深度融合中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布者：梁泳钰发布时间：2026-08-11浏览次数：12
编者按
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回升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为准确把握形势、提振发展信心、凝聚奋进共识，《中国社会科学报》特邀经济学领域专家学者多角度分析经济数据，全面解读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为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学界智慧。以下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陶锋教授的原文，以飨读者。
陶 锋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作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重要判断，围绕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出部署，强调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这表明，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必须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关键抓手，持续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等挑战，但“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判断，蕴含着清晰的战略考量与现实逻辑。
从产业发展规律看，一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根本上依赖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动能向新”就是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结构向优”就是推动产业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从增长逻辑看，我国增长驱动结构正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索洛余值”。而内生增长理论指出，知识积累、人力资本与研发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才是长期增长的核心决定因素。我国当前的产业变化趋势，恰恰体现为知识密集型部门产出份额的持续上升。更重要的是，这种升级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各行各业普遍发生的整体性提质增效，技术进步已呈现出明显的跨部门溢出扩散特征，这正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通用目的技术发挥作用的典型表现。新旧动能转换不是产业之间的简单替代，而是创新要素在产业体系中的重新组合和持续扩散。一方面，要求以前沿技术突破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形成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要求积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激活庞大存量产业的效率潜能。“培育新动能”与“改造旧动能”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体两翼。只有形成创新引领、梯次衔接、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才能不断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效能。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价值实现的载体。二者深度融合，不是科研成果的单向转移，而是从需求提出、技术攻关、工程验证到规模应用、迭代升级的双向循环。本次会议从“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到“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再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和“持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清晰勾勒出一条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接续演进链条。
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通用目的技术，正成为重塑产业演进逻辑的关键变量。传统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描述了产业导入、成长、成熟、衰退的线性过程。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这一路径正在被改写。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新型通用目的技术向传统产业广泛渗透，通过“智改数转”催生新增长曲线，延缓甚至逆转其衰退进程；另一方面，技术突破持续孕育新质生产力，催生智能经济等新业态，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涌现。这意味着，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建立起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间有序衔接、梯次更替的动能接续机制，从而构建动态演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而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可分为四个递进层次，面临不同类型的市场失灵，需要匹配差异化的政策工具。一是基础研究层。基础研究具有典型的公共品属性，其成果的非排他性导致私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长期”与“稳定”点明了政策要害：基础研究产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频繁调整资助方式会扭曲研究者的激励结构。形成“长期”和“稳定”的预期能够有效引导科研人员开展高不确定性、长周期的原始创新。二是前沿技术与未来产业层。核心挑战是技术路线的高度不确定性与协调失灵。政策的关键作用就在于通过提供公共试验平台、支持共性技术研发、创造早期应用场景等方式，降低集体试错成本并保持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探索的“容错空间”。三是新兴支柱产业层。关键难题在于能否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规模优势和生态优势。政策重点应转向需求端培育以及标准、数据、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而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正是智能经济的底层公共品。同时，需避免因政策信号过度集中于少数赛道导致地方政府沿袭传统产能扩张逻辑，进而使新兴产业陷入新一轮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四是传统产业改造层。通用目的技术的宏观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对既有产业的渗透和改造来实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其与传统产业生产流程的融合深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覆盖创新全链条的系统性政策框架，精准发力。
第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基础研究长效支持机制，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克“从0到1”的原始创新难题。完善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投入机制，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位与布局。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加强有组织科研和自由探索协同，一体化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确保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优化科研评价和经费管理机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自主权，形成支持原创、宽容失败、鼓励长期积累的科研生态。第二，健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畅通技术转化“中间渠道”，以企业为主体打通“从1到N”的转化链路。鼓励和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面向产业需求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及科技成果中试和示范应用，推动技术迭代和产品创新。健全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等服务体系，弥合实验室成果与规模化生产之间的“死亡之谷”。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大力发展创业投资、产业投资和科技保险，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完善与科技创新周期相适应的金融支持机制。第三，以“人工智能+”行动为牵引，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创新，系统拓展产业升级的应用场景。遵循需求牵引、效益优先和安全可控的原则，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能政务等领域率先开放应用场景，以“政府采购订单”牵引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建设工业数据共享平台，统一数据标准，依托行业大模型打通研发、生产、运维、营销数据链路，破除制造端与服务端的信息壁垒。运用人工智能发展个性化定制、数字孪生仿真设计、设备远程智能运维、供应链智慧调度，大力培育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企业向“产品+服务”转型。第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创新驱动的产业政策和制度环境。通过强化行业自律、完善市场监管、规范政府行为，营造公平、良性、有序的竞争环境，提高“内卷式”竞争的综合整治效果。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招商和补贴行为，强化公平竞争审查，推动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现差异化发展，避免盲目跟风、无序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