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是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方向

●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是相辅相成的，数字产业化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技术支撑，而产业数字化则构成了数字产业化的需求驱动力和应用场景

 当前，数字科技快速发展，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引领新一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2.8%。数字经济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6.45%。因此，数字经济成为新时期支撑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广东作为数字经济大省，2023年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6.9万亿元，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要实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在数字经济时代，更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加快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是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方向。一方面，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而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和消费需求变革共同催生新兴行业和未来产业，同时孕育出新模式新业态，从而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新引擎。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不仅为传统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而且驱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可以显著提高传统产业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制造水平，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进而为传统制造企业解锁了新的增长潜能与发展模式。

（二）

       当前广东在数字产业生态体系的构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相较于“数字湾区”的宏伟蓝图，还稍显不足。首先，在核心算法、芯片算力、关键零部件等方面的技术与产品仍然主要依赖国外科技龙头企业，还无法实现完全的自主研究和制造，存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情况。因此，要加快芯片算力、AI大模型等技术研发部署，提升数据计算、数据流通、数据防护等关键技术水平。其次，拥有的世界级数字经济龙头企业相对较少且密度不高。除了华为在电子通信领域属于世界级企业外，其他企业的行业影响力都较为有限，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实力弱，集中在产业链的中端徘徊，因此在企业培育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三）

广东作为中国的制造业大省，其三大支柱性产业——电子信息、家电、汽车制造等，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压力。从“制造业起家”到“制造业当家”，广东扛起经济大省的责任担当，高度重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广东围绕30多个传统优势和战略性新兴行业，积极探索从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单点突破”模式，到产业链供应链整体数字化转型的“链式改造”模式的转变，实现由“点”到“链”升级，成功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降本提质增效。在传统数字化转型模式下，大型企业及龙头企业展现出了显著的先发优势，这得益于其雄厚的资金基础、较大的容错空间以及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大型制造企业相对顺畅的数字化转型变革。但相比之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则对成本较为敏感，会因资金链紧张、技术积累不足等现实问题而缺乏转型意愿。

        虽然广东在产业数字化的模式创新上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传统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挑战，比如一些企业之间存在数据孤岛和盲目跟风现象。首先，在数据安全保护领域，无论是技术防范措施还是法律追责机制仍有不足。这一现状导致企业对自身核心数据的安全性问题高度警觉，企业间难以实现数据共享，形成了数据孤岛效应，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数据在业务增值中的作用，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之前，首要工作是自我洞察，摸清自身的优劣势。但部分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对自身的业务需求理解不足而盲目追求技术的先进性，从而忽视了转型的实际需求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加大资金投入、积累人才资源，而且还涉及对生产各链条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换，这种没有弄清转型目标就盲目跟风的行为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生产成本不降反升，不仅无法增强核心竞争力，反而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四）

      此外，广东还致力于与香港、澳门开展多层次、多面向的合作，积极打造“数字湾区”，加快大湾区全面数字化发展。深入推进“六通一融”，以数字化推动三地规则机制有效衔接、新型基础设施高效联通，促进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建设湾区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广东通过深度链接全球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人才、科技、金融等高端创新要素向大湾区聚集，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为加快建设“数字湾区”贡献广东力量。